)《劝学篇》
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其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张之洞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尤其强调“明纲”，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他把西学概括为西史、西艺、西政三部分。他在维新变法前夕再次强调“中学力体，西学为用”，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政治改革，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反动性。但是，这一教育主张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劝学篇》，著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年发表，美国传教士Samuel Wood Bridge将之译为英文，题曰The Only Hope of China。全书二十四篇，分内篇、外篇。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劝学篇》《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分9篇，外分15篇，而以《序》概述全书要旨。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在民族危亡之际，天下有志之土何以救中国?张之洞首先呼吁的是国人的团结，即所谓的“同心”：“同心以救弊，齐心以捍患。”同心的基础是“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张之洞认为保国、保教、保种三者不可偏废，“安危与共”（《劝学篇·同心》）。保国，就是保大清国。张之洞历数大清帝国之大仁政十五项，读来有些肉麻，但是当时大多数土大夫乃至维新派对清政府仍怀忠爱之心，希望清政府振作，确是实情。即使村野小民组织的“义和团”，还在一年以后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可见民心一斑。保教，就是保孔孟礼教、三纲五常。
因此，张之洞反对兴民权、废祭祖、倡男女平等之说，并且耻谈西国的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用以比附中国之三纲，其见识自然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保种，即保“三皇五帝声被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的“黄种”。
张之洞深切告诫国人国家沦亡之后种族所受之屈辱：“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矣。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劝学篇·知类》）因此，张之洞痛斥了两种人，一种是“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为此非发捻之比”，一种是“诋中国为不足有为，……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后一种人实际上是一批绝望的维新派，走上了歧路。
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其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张之洞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尤其强调“明纲”，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他把西学概括为西史、西艺、西政三部分。《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书中极力申明：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活身心，西学应世事。采用西学决不能违背三纲五常这一中国“至教”的经义。该书认为维新派宣传西方国家的民权、平等说，将会造成天下大乱；法可以随时变通，而“道”（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则是永恒不变的；维新派主张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的变法维新，是“悖道”的。
荀子《劝学篇》主旨：本篇分别从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论说了有关学习的问题。显然，荀子所主张的学习内容和目的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等等差别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他强调学习的作用，提倡虚心求教、学无止境、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专心致志等等，都是学习经验的总结，值得后人借鉴，具有普遍意义。特色：1、本文篇幅虽长，但层次井然。全文说理深入，结构严谨，代表了先秦论说文成熟阶段的水平。2、文章在语言运用上，长短句并用，对偶排比句兼行，匀称而又错落有致。读来朗朗上口，富于音乐节奏美。3、在论说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比喻来说明道理，使人易于接受。
《劝学篇》张之洞，人称张香帅，自号抱冰老人，南皮人，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汉阳铁厂全景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清廷顽固派统治集团对《劝学篇》十分赞赏，认为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以重名教。此书的广泛流传，给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作了舆论准备。
《劝学篇》成书后即刻印于两湖书院。在清廷支持下，光绪二十四年各地纷纷翻刻。戊戌政变后，此书还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流传到国外。
评价张之洞《劝学篇》的历史作用，学术界通常采用两个标准，一个是戊戌变法，一个是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思想水平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一种思想的实际历史作用，往往不是取决于其达到的水平，而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性质如何，以及这些需要转变为历史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人们通常认为，戊戌变法是康有为等维新派积极奔走、呼号的产物，是在维新派指导下的一场政治改革，而把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于顽固派一起划到了戊戌维新的对立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主持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固然受到了维新派的思想影响，起用了一批维新志士，但是，他所推出的所有政策，并没有超越《劝学篇》所设定的改革范围。在积极推行西方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对一些制度进行改革方面，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盟军。
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没有达到维新思潮的思想高度，但毕竟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在甲午战争以后新的发展，在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与维新派达到了共识，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改革中，仍有其进步意义。
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不具备实施君主立宪政体的条件。因此，《劝学篇》所揭示的更多的是与维新派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而不是现实的政治分歧。
对于《劝学篇》批评最透彻的是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在序论中，他们指出：“（《劝学篇》）之作，张公自言，规时势，综本末，以告中国人士。其志足嘉，诚今日大吏中之矫矫者矣。独惜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何、胡是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批评《劝学篇》的，颇有精彩之论，但在当时，他们的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读来不免有苛论之处。比如说，“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无有以容悦之言，为固宠邀荣之计，而能不愧为大臣者”，言下之意，张之洞事君无“道”，光绪帝如不接受所谓之“道”，不如不说，免开尊口，这种论辩风格不值得欣赏。学者最常引用的"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一语，也是过激之论。如依此推论，大概不仅张之洞，连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也要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任何先进的政治思想主张，在进入政治运作过程以后，必然不得不退到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现实中来。在参预变法之前，康有为曾积极主张开设议院，但在实际参与变法之后，则马上改变主张，认为中国不能速开议院，谭嗣同、林旭要开议院，康有为反而“力止之”。议院只是一种手段，在“旧党盈塞”的情况下，即使开了议院，也可能为旧党把持，“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既然在政治上推迟了议会制的实施，那么他们在具体的新政政策上也就不可能没有与张之洞《劝学篇》推广西学“政艺”主张相沟通的桥梁。也就是说，推广西学的“政艺”或新政，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是务实的维新派与洋务派左翼所达到的共识。至于两派在国家政治体制选择上的深刻分歧，并没有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形成现实的政治冲突。在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从清政府内部被清除以后，执行戊戌变法“遗嘱”的新政在两年以后由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左翼来鼓吹推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1] 个人学术网站 http://lookin.nhome.cn/wx/person/zzd/zzdqxp0b.htm
[2] 价值百科 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57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