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
《关公》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被后世戴上炫目光环并尊之为“圣人”者，却仅有二人，他们就是被民间尊称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
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作为三国名将的关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毫无建树。可是，关羽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却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关羽少年时勇武有力，嫉恶如仇。当地民间传说，关羽为打铁的，也有说是卖豆腐的，反正是出身于下层社会。还有传说关羽最早并不姓关，因他杀了人才更名改姓。那年关羽刚19岁，他从下冯村来到解州城，想求见郡守，陈述自己的报国之志。可是，郡守因他是无名之辈，拒不接见。当晚，他住在县城旅馆里，听到隔壁有人哭，一问才知这个哭的人叫韩守义，他的女儿被城里恶霸吕熊强占蹂躏。吕熊是个员外，勾结官宦，欺男霸女。当时，解州城由于靠近盐池，地下水是咸的，不能食用，只有几口甜水井散落在城里各处。吕熊叫手下人将城里的甜水井都填了，只剩下他家院里的一口甜水井。还规定了一条，凡是来挑水的人，只准年轻貌美的女人来，否则不许进。进来的年轻女人，不是被他调戏，就是被他奸污。大家气恨，但因吕熊财大气粗，谁也奈何不得。韩守义的女儿让吕熊霸占后，气得老人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只好独自悲泣。关羽听罢，怒火中烧，提着宝剑闯进吕家，杀了吕熊和他一家，解救了姓韩的姑娘和其他良家妇女。之后，他连夜逃往他乡。途中路过潼关时遭到守关军官盘问，情急之中他手指关口说自己姓“关”，以后就再未改变。
关羽流落到涿郡(今河北涿县)后，正遇上东汉政府动员各地豪强地主组织武装，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他在这里结识了当地正在聚众起兵的刘备(刘备是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和张飞，三人志同道合，一见倾心，友爱异常，亲如兄弟。后世传说，刘、关、张三人曾在桃园结义。《三国演义》则“演义”出他们的誓词：“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虽是小说家言，但由于符合了动乱频仍的时代中下层百姓的心态，所以影响巨大。后世好多农民起义，都效法结义的形式，来巩固队伍，加强团结。三人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参与了进攻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关羽也就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从中平元年(184年)一直到死，关羽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随其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刘备起兵，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羽、张飞担当他的护卫，是他得力的左右手。中平元年(184年)，刘、关、张带着刚刚组织起来的兵马，首先投奔涿郡的校尉邹靖。黄巾军打到涿郡，他们配合官兵出动抵抗，首战告捷，立了大功。接着，他们离开涿郡，前去投奔正在广宗(在河北省威县东)围攻黄巾首领张角的中郎将卢植。到广宗后，因卢植遭诬陷被押回京师，他们便决定返回涿郡。归途中，遇到黄巾军天公将军张角正在追击接替了卢植职务的董卓。关羽和张飞带领一支人马，突如其来地向黄巾军横杀过去，救了董卓。刘备后来投奔幽州军阀公孙瓒，因屡立战功长任平原相，关羽和张飞担任了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他们三人照样“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和张飞终日侍立刘备左右，保护刘备。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后，独掌军政大权，总揽朝政，皇帝成为傀儡。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刘备被吕布打败，投靠了曹操。曹操表举他为左将军，拜关羽为中郎将(次于将军的武官)。时车骑将军董承接受皇帝衣带诏，与刘备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密谋除掉曹操。
建安四年(199年)，刘备恐曹操猜忌，欲伺机脱离曹操控制，趁右将军袁术溃败，主动请求跟大将朱灵前去截击。曹操谋士程昱、郭嘉、董昭等认为，不该放走心怀叵测的刘备，曹操立即派人去追，但已不及。袁术南逃寿春(今安徽寿县)，朱灵班师回朝，十二月，刘备杀死徐州刺史车胄，以关羽代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太守，自屯兵小沛，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与朝中反曹势力遥相呼应。东海(今江苏东海县)变民首领昌稀等，及周围郡县纷纷归附刘备，刘备部队很快发展至数万人，又派使者与袁绍媾结联盟，形成对曹操的严重威胁。并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司马长史刘岱和中郎将王忠，暂且取得徐州、下邳地区，作为休养和发展的基地。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车骑将军董承等企图刺杀曹操的计划泄露，董承、王服、种辑皆被屠灭三族，唯参与密谋的刘备侥幸逃脱，且势力越来越大。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惊悉曹操军将至，亲率数十骑出城观察，果然望见曹军旌旗，只得仓猝应战，被曹军击溃，刘备妻子被俘。曹操接着攻陷下邳，迫降了关羽。刘备则逃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投奔了袁绍。
曹操赞赏关羽为人，拜其为偏将军，礼遇甚厚。不久却觉察关羽心神不定，无久留之意，便对与关羽关系甚好的张辽说：“卿试以情问之”。张辽去问关羽，关羽叹息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张辽将关羽的这番话转告曹操，曹操闻后，不但没有怨恨关羽，反而认为他有仁有义，更加器重他。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二月，冀州牧袁绍调动十多万人马进军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征伐曹操并派大将颜良进围白马，攻东郡太守刘延，以保障主力渡河南进。刘延告急请援。四月，曹操为解除侧翼威胁，北救刘延。谋士荀攸建议：“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三国志·魏书·武帝传》)，曹操依行其计。袁绍闻曹兵渡河，果然分兵向西，挺进延津。曹操趁机引兵向白马疾进，及距白马10余里时，颜良大为震惊，仓促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率部进击。关羽跃马阵前，远远望见颜良麾盖(大将所乘戎车，设幢麾、张盖)，直冲过去，在万众之中刺死颜良，斩其首级而归，袁绍诸将“莫能当者”(《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曹操挥令大军冲杀，袁军大败溃散，遂解白马之围。
曹操备赞关羽的勇武，对他重加赏赐，封他为汉寿亭侯(汉寿，地名；亭侯，侯爵名)。关羽斩杀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遂重加赏赐。关羽把曹操屡次给他的赏赐都封存妥当，把汉寿亭侯的印绶挂在堂上，给曹操写了封告辞信，保护着刘备的家小，离开曹营，到袁绍军中寻找刘备。曹操将士闻后，要去追赶，曹操劝阻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从关羽被擒到他立功报曹、重新投奔刘备，这段经历始终口耳相传，流行播衍。到《三国演义》，则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精彩纷呈的故事单元，包括关公屯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礼待二嫂；一旦得知刘备下落，便当辞去)；曹操厚待关羽，小宴三日，大宴五日；曹操赠袍，关羽穿于衣底，上用刘备所赐旧袍罩之，不敢以新忘旧；曹操赠赤兔马，关羽拜谢，以为乘此马，可一日而见刘备；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关公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兄弟相会等。在中国，很少有人不知道这段故事。
袁绍兴师南进，派刘备南下汝、颍，攻掠曹操后方，被曹操部将曹仁击溃。刘备逃回袁绍军中，受到猜忌，暗中打算脱离袁绍，于是建议袁绍跟荆州牧刘表结盟，以使曹操腹背受敌。袁绍信以为真，派刘备率领本部人马，再度南下汝南与黄巾军首领龚都等会合，兵力扩充到数千人，对曹操后方又构成威胁。是年七月，曹操为稳定后方，派大将蔡阳率兵讨伐刘备。刘备预作充分准备和部署，率部迎战蔡阳。两军激战，曹军大败，蔡阳被杀。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统军进击刘备于汝南。九月，关羽随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龚都等部皆散。至此，刘备脱离袁绍，获得发展自己势力的机遇。刘表对刘备以礼相待，此后，刘备便在荆州屯兵。
从建安六年到十三年(201—208年)，刘备在这八年中致力于礼聘人才，扩大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他“三顾茅庐”，请来了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看到刘备和诸葛亮关系日益密切，心中不悦。刘备察觉以后，就严厉批评他和张飞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羽和张飞就再也不表示反对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刘表死，继任荆州牧的刘琮投降曹操。刘备为避开曹军锋芒，便撤离樊城，向江陵(今湖北江陵)退去，并派关羽率领一万多水军，从水路往江陵会合。刘备军撤退到当阳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被兼程追来的曹操骑兵打得大败，去江陵的道路被曹军截断，刘备只好斜趋汉津。关羽率水军前去接应，保护刘备退到了夏口。
据《蜀记》记载，当年刘备在许昌，与曹操一起打猎。关羽曾劝刘备乘人散混乱之际，杀掉曹操，以绝后患。可能由于形势不允许，刘备没有答应。这回在汉津会面，飘泊无依，关羽愤愤不平，说：“当年在猎场上，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困厄之灾了。”刘备解释说：“当时，也是为国家着想，爱惜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再说，如果天意辅助正人，又焉知今日的飘泊不是咱们的福分呢？”
曹操占领江陵后，气势更盛，大有吞没“无立锥之地”的刘备和消灭江东孙权之势。这就发生了孙权、刘备联军大败曹操的著名的赤壁之战。十一月，孙刘联军在赤壁(今蒲圻县西北)大破曹操。关羽所率的一万精锐水军是刘备的主力，在这场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人为突出关羽“全交重义”的特点，演义出了他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的细节，至今脍炙人口。
赤壁之战后，刘备乘机攻占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都在今湖南境内)，刘备得了四郡，加上孙权借给他的南郡，终于在荆州站住了脚。然后刘备封拜元勋。关羽被任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镇守荆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带兵入巴蜀，取益州，关羽留守荆州。益州既平，关羽得赐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荆州包括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七个郡，是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必争的战略要地。赤壁之战后，曹操还占据着南阳郡和南郡的北部，孙权占据着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所谓“借荆州”，就是孙权将自己占据的南郡南部借给刘备。刘备取得益州的第二年(215年)，孙权便派诸葛瑾为使去跟刘备商量，要求把荆州南部的几个郡归还东吴。刘备托辞拒绝，孙权就派去一批官吏，接收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关羽坚决不让，将孙权派来的官吏全部轰了回去。孙权一怒，马上派吕蒙率领两万兵马用武力接收这三个郡。吕蒙夺得了长沙、桂阳两郡后，刘备急忙亲率五万大军下公安，派关羽带领三万兵马到益阳去夺回那两个郡。孙权也亲自到陆口，派鲁肃带领一万兵马扎在益阳，与关羽相拒。东吴的军队和关羽的军队都在益阳扎营下寨，彼此对峙。
鲁肃不愿意孙刘两家失和，就邀请关羽相见，双方各退兵马几百步，中间搭个供会谈用的帐篷。赴会的将军只准许带防身的单刀，不准带士兵。关羽接到邀请，带着随身的卫士周仓毅然赴会。这就是有名的“单刀赴会”。会谈一开始，鲁肃就责问关羽为什么不把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还给东吴。关羽说：“乌林之役(即赤壁之战，乌林在赤壁对岸，故有此说)，左将军(指刘备)亲自作战，与东吴共同破敌，难道说他夺下来的土地连一块也不应该得到吗？您怎么能说要把这些地方归还给东吴？”鲁肃说：“东吴国土很小，只是体念刘豫州(指刘备，当时为豫州牧)兵马很少，又被曹军打败，才让给他一个安身之地。赤壁之战以后，又把南郡借给他。现在刘豫州已经得到了益州，就该把荆州还给东吴。我们并不要求全部荆州，也不要求退不南郡，我们只要求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要是连这一点也不答应，那就太说不过去了。”这进，周仓在一旁瞪着眼睛大声说：“天下的土地，有德的都可以住，怎么能永远归一家呢？”关羽手按在刀把上，给周仓使了个眼色，故意责备他说：“这是国家大事，你懂得什么！快给我出去！”周仓会意，立即出去准备兵马接关羽。关羽也向鲁肃告别说：“您的话，我一定转告左将军，再作商议。”鲁肃也就很有礼貌地把关羽送了出去。
关羽回来后，派人向刘备汇报了这次单刀赴会的经过。刘备这时因为得知曹操正率大军进攻汉中，担心前后受敌，丢失益州，就主动向孙权请和，双方商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
赤壁之战后，据守荆州的关羽名为“襄阳太守”，而荆州的襄阳、樊城等重镇还控制在曹操手中。为了实现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对》中所筹划的跨据荆、益二州，待时机成熟时荆州军队直下宛(今河南南阳)、洛，益州军队西出秦州(今陕西南部)，完成统一大业的计策，关羽一直虎视襄、樊。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大败曹兵，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于是，在手下文武官员的拥戴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并赐他节、钺。
是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关羽，抓住战机，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
襄阳、樊城隔汉水相对，互成犄角，是曹军抗拒南军北上的战备要地。时魏镇南将军曹仁驻守樊城(今湖北襄樊)，将军吕常驻襄阳。他从汉中撤军到长安后，又派平寇将军徐晃率军支援曹仁，屯于宛城(今河南南阳)。樊城之战开始后，曹操又派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前往助守，屯驻于樊城以北。
于禁不熟悉南方的气候地理。曹仁让他和庞德屯兵于樊城以北，和城中相互呼应，他竟未考虑该处地形低下的因素，便把所率领的七支人马都带到那里驻扎。八月，连降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七军均被水淹，只得率少数将士避到高阜之处。关羽乘战船猛攻，于禁欲退无路，被迫投降。庞德率的一部继续顽抗，誓死奋战，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箭尽矢竭，就短兵相接。将士有的战死，有的投降。关羽加强了攻势，同时，水势上涨更猛，土堤淹没，曹操部队都投降了。庞德想乘船撤回曹仁大营，但水势太大，船只倾覆，被擒，不屈而死。
关羽乘胜围攻樊城，并以一部兵力包围襄阳。樊城守军仅数千人，城墙因水淹多处崩塌，曹仁曾考虑放弃樊城，被辅助曹仁的汝南太守满宠所劝止。满宠认为：“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今河南郏县)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三国志·魏书·满宠传》)曹仁乃以必死决心，激励将士齐心协力奋勇抵御。
关羽军虽乘船猛攻，一时仍不能下。此际，魏荆州刺史胡修、南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太守傅方，均降于关羽，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人孙狼等，亦杀官起兵，响应关羽，关羽声势一时“威震华夏”(《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曹操感到威胁，一度准备迁都，被丞相司马司马懿及曹椽蒋济谏止。他们认为：“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晋书·宣帝传》)。
曹操采纳了这一利用矛盾破坏孙、刘联盟，以坐收渔翁之利的策略，派使者去见孙权。同时指令徐晃率军援救曹仁。徐晃进至阳陵陂(樊城北)，曹操派将军徐商、吕建传令：必须待后续援军会齐后方可进击。时关羽前部屯偃城(樊城北约五里)，徐晃佯筑长堑，示以将切断蜀军后路。蜀军惧被围，烧营撤走，徐晃军进据偃城，渐向围城蜀军逼近。
当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早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意思是刘备在取得荆、益二州建立基业之后，一定要外结孙权，形成巩固的联盟，然后才能北定中原。可见，孙刘结盟是刘备北定中原的基础。然而，这联盟却因为几个原因，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一是在荆州的所有权问题上。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对孙、刘、曹三家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曹操曾想占据荆州，统一天下，但赤壁一战使他美梦成空；孙氏集团一向认为荆州是必争之地。因为荆州据上游之重，只要操在别人手里，自己则处于被动地位。赤壁之战结束，为了继续联刘抗曹，不得已，只好暂借荆州给刘备。可刘备取得益州后，却无归还荆州之意。
二是关羽缺乏对孙刘联盟的正确认识。他自恃勇武，对孙氏集团始终踞傲不敬。鲁肃与他单刀相会，讨要荆州，他尽管理亏，但仍然不肯从两家联合的角度着眼来妥善解决问题。孙权派使者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不但不应许亲事，反而厚骂使者，双方关系越来越僵。
三是东吴臣子中，从大局出发，认为应与刘备集团修好、共拒曹操的鲁肃已经去世，而其他臣子，如代替鲁肃统兵的吕蒙，就认为关羽平素骁勇善战，且有兼并吴国的雄心，所以，要求出兵对付关羽。他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所以 孙权得到曹操的信后，欣然允诺。他召吕蒙回建业，共商夺取南郡的计划。关羽也知孙刘联盟不巩固，这时既要夺取樊城，又得防备孙权偷袭荆州。他看到东吴大将吕蒙屯兵陆口，就再三嘱咐麋芳和傅士仁小心镇守荆州，并将大部分军队留在南郡，还沿江设防，二三十里设一个岗楼，建起烽火台。吕蒙探知关羽防守严密，无懈可击，就佯称病重，上书给孙权，要求回去疗养。孙权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推荐陆逊代替自己。当时，陆逊年少多才却无名望，正任定威校尉。孙权便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陆逊到任后，派使者给关羽送去了礼物和一封信，信上恭维关羽水淹七军，功过晋文公的城濮之战和韩信的背水破赵，还勉励关羽发挥威力，夺取彻底胜利。关羽看到陆逊是个无名晚辈，对自己又如此恭敬、诚恳，就大胆放心，把荆州大部分军队陆续调到了樊城，打算趁徐晃的兵马还未赶到，大水又未完全退去，先攻下樊城。他亲自督战，加紧攻城，而曹仁依旧坚守。陆逊把关羽人马的调动情况详细地报告给孙权，且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关羽可一战而擒。
关羽在襄樊的兵马越来越多，加上新得于禁降军数万人，粮食匮乏。他责备南郡太守麋芳和傅士仁的粮草运送跟不上，大怒说：“还当治之”(《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二人于是存有叛心。后关羽为解燃眉之急，竟擅自强占东吴贮藏在湘关的粮食。孙权得知此事，觉时机成熟，便命吕蒙为大都督，发兵袭击关羽的后方。
是年十一月，吕蒙率军隐蔽前出，进至寻阳(今湖北广济东北)，把精锐士卒埋伏在伪装的商船中，令将士身穿白衣，化装成商人，募百姓摇橹划桨，昼夜兼程，溯江急驶，直向江陵进袭，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隐蔽和诡密。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被伪装的吴军所骗，猝不及防，全部被俘虏，江陵城内空虚，陷入混乱。吕蒙先让原骑都尉虞翻写信诱降驻守公安(今湖北公安北)的蜀将傅士仁，又使傅士仁引吴军迫降守江陵的蜀南郡太守糜芳。二人平时就因为关羽对他们傲慢而心怀不满，这次又听说关羽回来要惩治他们，更是内心恐惧，于是在东吴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献城出迎。吕蒙遂率大军进据江陵，从而，一举夺回蜀长期占据的荆州。吕蒙进占江陵后，尽得关羽及其将领的家属。他对他们加以优待和抚慰，并下令军中不得侵扰百姓，还对全城百姓表示关心，给有病的送医药，给饥寒者赐衣粮，使城内秩序迅速恢复。而骄傲轻敌的关羽，对吕蒙的袭击行动竟一无所觉。
曹操使者返回洛阳，带来孙权密信，说即派兵西上袭击关羽，但请保密，以防关羽得知有备。曹操部属多数认为应代孙权保密。谋士董昭独持异议，认为应佯允保密而暗予泄漏。关羽知孙权来攻，如撤兵回防，则樊城之围自解。关羽南返与孙权交战，两敌相斗，正好坐收渔利。若为其保密，使孙权得势，对我并不有利。再者，被围将士久不见救，担心缺粮产生恐慌，一旦发生意外，局面将难以收拾。故应以泄密为好。曹操采纳董昭意见，令徐晃用箭将孙权密信内容，分别射入樊城及关羽营中。被围魏军得信后，士气倍增，防守更坚；关羽得信后，则既恐腹背受敌，又不愿前功尽弃，同时判断江陵、公安城防坚固，吴军若真来攻，一时不可能攻克，因而处于徘徊犹豫，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曹操已率主力由洛阳进抵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并已先后派殷署、朱盖等12营兵进至偃城，归徐晃指挥。关羽军主力屯围头，一部屯四冢。徐晃以声东击西战术，扬言欲攻围头，却出其不意突袭四冢。关羽恐四冢有失，自率步骑5000出战，被徐晃击败，当其退走营寨时，徐晃率军穷追不舍，紧随其后冲入营内。当时关羽营寨，外围深壕及鹿角十重，障碍设施极为严密，若从营外强攻极为困难。现乘其军陷于混乱之机，由内突袭，一举大破之，杀降蜀之胡修、傅方。时关羽关羽惊悉江陵失守，遂撤围退走，樊城围解。曹仁部将多欲乘胜追击，参军赵俨认为，应保留关羽一定实力与孙权作战，不宜追击。曹仁同意赵俨看法，未部署追击。曹操得知关羽撤退消息后，果然派人传达命令，不许追击关羽。
当关羽撤军而回时，孙权已先到达江陵，派陆逊攻占夷陵(今湖北宜昌)、秭归(今湖北秭归)，切断关羽入川退路。在回军途中，关羽多次派人到江陵探问消息。每次，吕蒙都礼待来使，并让使者周游城中。使者回到关羽军中，将士们知道家门无恙，斗志尽失，多数都半途而逃。关羽自知势孤，派人向驻扎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求援，二人以以上庸新定为由，拒绝支援。关羽陷于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困境，遂西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这时，陆逊乘胜西进，夺取了宜都。关羽看到麦城东、西、南三面全是敌人，而援兵又迟迟不到，决定突围回西川。
吕蒙知关羽兵少，料到他要逃走必然走麦城北边的通西川的小道，就事先派兵埋。十二月，孙权派使者到麦城劝关羽投降。关羽提出叫吴军退兵十里，然后在南门相见。吕蒙果然退兵十里，等候关羽投降。关羽及其子关平趁机带着十几个骑兵，偷偷地出北门向西逃去，被吴将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与其子关兴一起被杀，死时年约五十八岁。刘备追谥关羽为壮缪侯，其子关兴嗣。
《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中论及关羽与张飞：“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还说：“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确如此。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在夺取益州过程中，收降了马超，自领益州牧后，拜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因马超并非旧友，又闻说马超勇武，心中不服，便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知其意，便回信说：“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黥布即英布)、彭(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字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有一把好胡须，所以诸葛亮称他为美髯公。关羽得信，大悦，把它拿给宾客传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黄忠阵斩曹军名将夏侯渊，因功升为征西将军。同年刘备进位汉中王，任命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诸葛亮说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说：“吾自当解之”(《三国志·蜀书·黄忠传》)。并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去给关羽送印绶。
关羽闻说黄忠与己并列，大怒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羽说：“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萧何)、曹(曹参)与高祖(刘邦)少小亲旧，而陈(陈平)、韩亡(韩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三国志·蜀书·费诗传》)？关羽大为感悟，遂拜受印绶。
关羽生性高傲的弱点，导致了在樊城之战，由开始的指挥正确，威震华夏，发展到最后上当受骗，全军覆没，大意失荆州，最终导致孙、刘联盟瓦解，其教训惨痛。当初曹操常告诫夏侯渊：“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三国志·魏书·夏侯渊》)，终为人戏于股掌之间，夏侯渊最终果恃勇而亡，夏侯渊如此，关羽、项羽皆是如此。
关羽性格上也有优秀的一面。
关羽重然诺，守信用，对刘备及其集团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与刘备同甘共苦许多年，恪守信义，始终不渝。即使白马被擒，身在曹营，也仍不忘旧恩，终于复归刘备，忠义一时无两。
关羽勇武异常，冠于全军。后世小说，写他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虽有违背史实之处，但却也突出表现了他的武勇和神韵。至于刮骨疗毒，更是尽人皆知。
关羽曾被乱箭射中，箭穿透其他左臂。后伤口虽然，但一到阴雨天气，骨头就常常疼痛。医生说：“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便伸臂让医生切开伤口。时关羽正在宴请诸将，“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三国志·蜀书·关羽》)。
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这段时，更是精彩：“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宋元至明清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上至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下至终生劳作的庶民百姓，从挥文弄墨的文人学子、舞枪弄剑的草莽义士，到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梨园演场中的戏子优伶，乃至远避尘世的僧侣道士，几乎都陆陆续续汇入了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潮流。在这一浪高于一浪的关公崇拜浪潮中，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生活于三国时代的关公，在宋元明清之际，便渐渐地超凡脱俗，青云直上，由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人间英雄，变成了万民礼拜的神圣偶像。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在海内外华人中大幅度降温。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
歇后语
关公开凤眼--要杀人
关羽卖肉--没人敢来
关云长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关帝庙求子--踏错了门
关公射黄忠--手下留情
关公照镜子--自觉脸红
关公喝酒--不怕脸红
关云长走麦城--大难临头
关帝庙夫人--慌了神
关帝庙里拜观音--找错了门
道教中的关公
亦称“关圣帝君”，简称“关帝”，本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如今道教主要将他作为财神来供奉。关于其来历，前面已有介绍，其职能除了“治病除灾，驱耶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还有“司命禄，庇护商贾，招财进宝”，又因其忠义，故被奉之为财神。因为商人认为有三，一是说关公生前十分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设笔记法，发明日清簿，这种计算方法设有原、收、出、存四项，非常详明清楚，后世商人公认为会计专才，所以奉为商业神，二因商人谈生意作买卖，最重义气和信用，关公信义俱全，故尊奉之，三因传说关公逝后真神常回助战，取得胜利，商人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生意受挫，能像关公一样，来日东山再起，争取最后成功。这种信仰在清代，被各行各业所接受，对其顶礼膜拜尤盛。近代江湖上的哥老会、青红帮特别敬祀关帝，且江湖上结义弟兄，亦必于关帝前顶礼膜拜，焚表立誓，以守信义。
当代，关公在台湾还有一个封号——玄灵高上帝。此是清以来，百姓受颠沛流离之苦和内忧外患之辱，更祈求于忠勇信义的关公保护。江南一些城市的百姓在惨遭清兵和外国侵略军的屠杀时，曾抬出关公的神像聚集民众以抗外辱。民众在遇天灾、人祸、疾病、争执时，则向关帝求雨、求药，求他驱灾阵魔、求他正直决断，皇室求关公保国安民，地方求关公除暴安良。近世自于内忧外患，一些民众在逃往台湾时，将关公这一信仰也带到了台湾，并流传了下来。当代商贾兴盛，关帝又被尊为武财神，保护工商业的兴隆。台湾道教组织于1993年5月在台北泰山乡加封关公为第十八代上帝，号为“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玄灵高上帝”之号标志着关公信仰在台湾道教中的升级。关公的忠义勇武仁信等品质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因此，他千百年来得到了世人的拥戴，被历代加封，宋代封为“显灵王”，宋徽宗时封为“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将其神位晋级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顺治皇帝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
关公家庙
中国关庙虽多，但关圣家庙却仅此独有，天下无双。关圣家庙亦称［关帝祖祠］，位于关公故里的运城常平村，与解州关帝庙遥相呼应，相传系常平村民于隋朝初年创建，始为祠堂，至金代形成庙宇。据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西元1599年）魏养蒙所撰的《重修常平关圣家庙碑记)称，金代常平里舍人王兴于金世宗大定十七年(西元1177年)创建正殿三间，转护环廊四十间，寝殿、仪门各三间，大门三间，北向。後来又有常平村人胡錀对庙宇进行过局部修葺及增扩，至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西元1777年)兴建圣祖殿，此後再无修葺。
庙宇坐北向南，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殿阁壮丽，占地13,320平方公尺。庙前建牌坊三座，位于东西两侧者为木结构，三门四柱庑殿顶，分别名为「灵钟鹾海」、「秀毓条山」；居中者为石结构，三门四柱，正前方置铁狮一对，明间门頟书「关王故里」四字。庙内中轴线上由前至後依次排列着山门、午门、献殿、崇宁殿（关帝殿）、娘娘殿（关夫人殿）、圣祖殿等六座建筑，两侧则配置钟、鼓二楼及厢房、配殿、碑亭、回廊及道士院等，在总体布局上与解州关帝庙同样沿袭了「前朝後寝」之型制。山门、午门、献殿均面阔三间，单檐悬山顶，灰色筒板瓦覆盖，绿琉璃瓦剪边。崇宁殿是庙内主体建筑，建于砖砌台基之上，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四周回廊均进深一间，总面宽七间，总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绿琉璃覆盖，施花琉璃脊饰；大殿明间施板门两扇，左右次间施直棂窗；殿内木雕神龛装饰富丽，内置关羽像，器宇轩昂，神情肃穆。龛内、外分置侍者像四尊，造型丰满，神态逼真，谦卑恭谨。娘娘殿面阔与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顶，殿前檐建插廊，施垂花门，左右两侧建配殿，自成院落；殿内神龛供关夫人像，左右两侧侍女像或持帕、或握笏，恭身肃立，乃清代塑像之佳作。圣祖殿在庙宇后端，建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西元1773年），面阔三间，单檐悬山顶，灰色筒板瓦覆盖，置于砖石构筑的台基之上，殿前月台宽敞，殿内供关羽始祖、曾祖、祖父和父及其三祖夫人像，为海内外其他武庙所未见。
庙内东隅午门前檐右侧有六角七级砖塔一座，高约15公尺。塔的底部为方形基座，四壁镶嵌金世宗大定十七年（西元1177年）、明世宗嘉靖八年（西元1529年）和四十四年（西元1565年）以及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西元1817年）四通碑碣。塔身上下收分较大，层间叠涩出檐，反叠涩收进，形成下层塔檐及上层基座，极顶砌筑圆盘，惜其上塔刹今已不存。砖塔肥硕持重，端庄稳健，平素无饰，历经明嘉靖年间（西元1552～66年)河东地区大地震的考验而安然无恙。庙南中条山下古柏苍翠，石碑林立，乃关氏祖坟。由关圣家庙至关氏祖坟的通道上建有献殿、祭台等，惜今已不存。庙内有各种碑碣数十通，对关羽封号及关族世袭，庙宇沿革等记述甚详。
关圣家庙古木参天，盘根错节，苍翠蓊郁，扎枝纵横，几乎每株古树都有隽永神奇的传说。
娘娘殿院内有古桑一株，乃明代所植，树龄逾500余年，粗可合围，表皮鳞状，俗谓之「麒麟皮」。一般桑树所结桑椹一年仅成熟一次，但是这株桑树的桑椹却于一年之内可五熟五落。其下部有五条树根，约碗口粗细，裸露于地面约1公尺。根部上方为树干，树干距地面约5公尺处伸出五株粗枝，不但与树干下五条祖根相互呼应，也与家庙供奉关羽之曾祖、祖父、父亲、关羽本人、关羽子关平及关兴五代暗合，号称「五世同堂桑」。
庙院内娘娘殿西北隅另有古柏一株，名曰「云柏」，树干中裂，以铁箍环护，树身倾斜，与地面成45度角，直指10公里外的解州关庙。每至严冬，大雪纷飞，笼罩万物，此柏却落雪必化，无有覆压，故亦称「热柏」』、「化雪柏」、「无雪柏」。据自东瀛的参观者声称，此类树种世界上属濒危植物，已极罕见。
庙内主体建筑崇宁殿前檐左右两侧各有古柏一株，名「龙」、「虎」柏，二柏主干内侧距地面约1公尺处树皮凸凹，形成龙身、虎首，自然天成，唯妙唯肖，令人称奇。乡里习俗以红绳缠绕龙、虎柏身，然後裁龙柏、虎柏所缠红绳一段为幼子做项圈，便是认其为「乾爹」，可保佑子女健康成长，鸿福齐天。此俗历久不衰，遗风迄今犹存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受崇拜的偶像:
《关公》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社会，曾经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已经逝去的悠悠岁月中，那些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和文明发展史上放射出辉光的历史名人，确实浩如烟海，灿若繁星，难以胜数。然而，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被后世戴上炫目光环并尊之为“圣人”者，却仅有二人，他们就是被民间尊称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
诞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孔子，在其七十余年的生涯中，用尽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创立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的思想，不仅构成了维系二千余年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主要思维原则。
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作为三国名将的关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毫无建树。可是，关羽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却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社会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关公的真实反映。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被人们盛赞为“千古一圣”的孔子。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县，关庙总数竟在二百座以上，远远超过了京城当时所拥有的孔庙。有人概算，如按每县设一座孔庙，清代全国的孔庙也不过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庙，那么清代全国的关公庙宇竟达三十余万座——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无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贞就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而清代的赵翼，则更加惊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宋元明清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宋元至明清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上至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下至终生劳作的庶民百姓，从挥文弄墨的文人学子、舞枪弄剑的草莽义士，到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梨园演场中的戏子优伶，乃至远避尘世的僧侣道士，几乎都陆陆续续汇入了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潮流。在这一浪高于一浪的关公崇拜浪潮中，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生活于三国时代的关公，在宋元明清之际，便渐渐地超凡脱俗，青云直上，由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人间英雄，变成了万民礼拜的神圣偶像。
在关公遇难去世后的三国时代，到两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尽管已有关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但在见诸文字的史料中，对关公的记述却都基本上忠实于历史原貌。关公在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等史书中，是英雄，是义士，但还不是圣人和神人。关公的封号，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后，才由蜀汉后主追赐为“壮缪侯”。这一封号的地位，并不显赫。
隋唐之际，从印度辗转传入中国的佛教逐渐进入兴盛阶段，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浸透着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于是，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捷足先登，率先将关公拉入佛门，封之为守护佛法的“伽蓝神”。不过，就隋唐社会的绝大部分民众而言，关公也还不是圣人和神人。三国故事在唐代已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在晚唐诗人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三国故事的主角，是张飞等人，而非关公。唐人郎君胄咏关公诗，既赞其人“义勇冠今昔”，“一剑万人敌”，又叹其魂“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容”，虽然赞颂了关公生前义勇无敌，但又对关公魂滞他乡、欲归不能，给予深深的感叹和同情。关公在此诗中也远不是至圣、至高的神。
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元两代，是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真实开端。在宋代盛行的“说话”艺术和“弄影戏”艺术中，关公开始从当时“说三分”所讲述的众多三国人物中逐渐脱颖而出。宋人张来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当时人们在看到“斩关羽”之际，都“辄为之泣下”。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加入了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合唱”。史料记载，那个崇尚道教的宋真宗，曾编造出一个请关公到解州盐池，大战蚩尤而除妖祛灾的荒诞神化。至此，关公又被道教请入了自己的门槛。到宋徽宗手里，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再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由此而从“侯”及“公”，再由“公”及“王”，声誉和身价为此大振。
元代对关公的美化、圣化和神化，较两宋更为深入，更为扩大。借助在元代兴盛起来的“杂剧”和“平话”，关公的忠、信、义、勇被描写得更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不能不使人慨然泪下。元代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有四十余出，其中表现关公的剧目便有十二出之多。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共插图七十幅，有关关公的图画竟多达二十幅。为认同中原文化，笼络中原民众，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对关公大加追封。
明清两代，是将关公圣化、神化到极致的时期。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名著《三国演义》中，不仅吸收、采用了宋元时代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大胆而大量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终于把关公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自此，关公“至忠”、“至义”、“至信”、“至勇”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受到更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岗曾说，在罗贯中笔下，关公成了“古今名将第一奇人”。鲁迅也说，在《三国演义》中，“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明清两代的皇帝，对关公的加封，亦是有增无减，一浪更比一浪高。明神宗在万历十年（1582），曾将关公褒封为“协天大帝”。到此，关公被历代封建王朝所加封的世俗官位，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在中国二千余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被封为“大帝”者，大约仅有关公一人。到清末的光绪皇帝那里，加封给关公的封号，是长达二十四字的“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于神武关圣大帝”，几乎将中国封建时代所能找到的用于封号的美好字汇，全部堆砌到了关公头上。这样，追封到“文圣”孔子头上的那些耀眼光环，在“武圣”关公面前，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宋元以来社会发展、演变的必然：
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与世常存，万古不变，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正统儒家们的最高认识和最大理想。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却从不以此为转移。静中含动，同中生异，流而生变，高岸陵谷，沧海桑田，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宋元明清时代，对于关公美化、圣化和神化的持续浪潮，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不断分化与演变，以及思想文化观念继续发展和变迁，所相互激荡、交织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封建经济经历了成熟到衰落等种种原因，宋元以后的社会成分和结构，与宋元以前相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日趋发展和成熟，一大批原来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们，开始投入商业贸易和作坊制造，新兴的商业阶层和手工业阶层产生了，并日益壮大；由于城市的增多和扩大，市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利益集团；由于元朝等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实行歧视、排斥汉民族的政策，堵塞了汉族文人科举仕宦的道路，再加上文人谋生途径的增多，致使相当一部分封建文人摆脱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封建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市民的增加和有闲阶层的增多，为说书、戏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于是以说书、唱戏、卖艺等为生的民间艺人日益增多；由于货币地租等农业政策的实施，就连农民也开始摆脱了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在经济、文化上也取得了相对自由、独立的地位。由于下层社会成分和结构的日益分化和复杂化，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封建集权统治，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内部的分化。这就是由于面对复杂、变化的社会，因政见、利益的冲突，在封建统战阶级内部引起分化，以及汉民族为主的统治阶级与少数民族为主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不同所产生的区别。此外，由于宋元以来封建集权和封建剥削的加重，也导致大批农民、工商业者纷纷破产，使他们或者变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成为现实社会的反抗力量。
宋元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新的分化和演变，急切呼唤着对宋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改造和重建。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因为，不仅宋元以前以避世、无为为主要特征的佛教和道教，已经再无法满足这个红尘滚滚的世俗社会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那由孔子创立，再经董仲舒阐释的儒家学说，也因其迂阔陈腐，而令芸芸众生难以认同和效仿。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日益分化、变迁，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早期儒家“礼”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又在何方？封建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已日益侵入人际关系之中，儒家所鼓吹的“仁者爱人”又欲何为？现实社会的利益驱动和生存压迫，要求人们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儒家彬彬有礼的“礼乐教化”又有何用？
于是，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叶的这一千余年间，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如走马灯般频频出现。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从张载、陈亮、叶适，再到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无一不在绞尽脑汁，为宋元以后的社会，寻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药方。然而，这些思想家们所阐述的思想和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为宋元以后的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构造一个统一的道德文化规范或原则方面，却又显得苍白无力。这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宋元以来的这些思想家本来就各持己见，且又彼此攻讦，相互批判，难以统一；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的学说又过于繁琐、艰深和晦涩，很难为一般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宋元明清这个教育、文化、科学等还很落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封建社会，对于这个具有统一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的封建社会来说，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就是重新塑造或创造一个能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并将其升华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这就犹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及其学说提升为百代楷模、万世师表那样。于是，一个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浪潮，便自宋元社会以来应运而生，拍岸而来。关公这个本具“忠”、“义”、“信”、“勇”品格的三国名将，在被冷落数百年之后，又被宋元以来的社会各界，渐渐拂去落在身上的历史尘埃，并被涂绘上新的价值线条和观念色彩，通过不断的美化、圣化和神化，最后终于上升成为宋元明清社会各界共同礼拜，万民争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一个发展：
由于社会各界对关公的无上崇拜，所以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祭祀和仿效关公的活动，几乎进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领域。在这一历史时期，举凡宗教仪式、官府祭奠、社会教育、商业交往、集会结社、文学创作、戏曲演唱、人际交往、风俗民情等等领域，都渗入了对关公的崇拜和仿效。在当时社会，祭祀和崇拜关公，成了一种极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宋代社会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难时刻，就多次用关公的“忠”与“勇”来教化臣民。像岳飞那样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会中，并非少数。而当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又都对关公的“忠”、“义”思想和行为予以褒扬，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凝聚。对宋明以来新兴的工商阶层而言，他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了“信”和“义”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以信为本”和“以义制义”的带有浓重中国传统道德色彩的经营原则，遏制了利欲对道德的吞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则从关公身上发现了足以使他们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谓“无不弃旧从新，乐为之死”，“金银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禄“不足以动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者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到了忠于信义、道义，勇于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启超所指出的：“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对于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元人郝经早已指出：“（关公）所在庙宇，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以关公为象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广泛流行，在宋元以来的社会中，也对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维护等级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道德思想体系，以及宋明理学、道学中禁欲主义的唯心道德观念，形成了很大冲击，犹如江潮击岸，在宋元以前旧儒学和宋明以来新儒学的道德大堤上，冲开了不少决口。路见不平便应拔刀相助，世有压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这就犹如从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建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起义一样；人与人之间，只要理想相同，意气相投，相互忠诚，忠于道义，即可兄弟相称，共举事业，而不必恪守原来官尊民卑的森严等级限制，这就如绝大部分聚义梁山的好汉那样；人与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义”即可，这就犹如明清晋商所津津乐道的既“以义制利”而又“从义生利”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体现在宋元以来关公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个发展。
《 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介绍了玉泉山关公显灵之事。关公威名，童叟皆知；关公精神，名传后世，永垂不朽。
《关公》 关公在玉泉山皈依佛门，于是常常在玉泉山显圣护民。当地老百姓，感谢他的恩情，集资在覆船山顶，修了一座显圣祠纪念他，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关庙了。南北朝天嘉三年（562年）陈文帝敕修显圣祠，并把它移到对面显烈山山腰。一位文人，为祠堂题了一副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当时显烈祠的规模很大，沿中轴线上分别建有山门、大殿、三义殿等，两侧建有僧房。1960年时，小关庙被拆毁，现在的小关庙是由台湾台北佛教居士捐资17万元重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