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
《公开的情书》
《公开的情书》《公开的情书》是一部思想和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青年面对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是一群没有被“浩劫”压倒的青年的灵魂的呼声，书中四十三封信的基本内容是男女主人公对于青年普遍关心的思想、爱情、科学艺术和祖国未来命运的探讨。作者正是透过这种思想探讨，提示出这一代青年丰富的内心世界。
老久、老嘎、老邪门，都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老久在某山区一家工厂的实验室工作；老嘎，是一位画家；老邪门，下放在一个农场里。在那个摧残科学、真理沦丧的年代里，探索真理，追求理想，对祖国未来的使命感，共同的事业心，使三位青年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真真是老嘎大学里的同学，毕业分配到西南山区一个小镇的一所中学教书，接受“再教育”。文革中她的坎坷经历，以及被禁锢着的现实环境，使这位热情、豪放，真诚而挚着的姑娘，在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中，感到非常的迷惘和苦恼。
老嘎，借插队待分配之际，背着画板，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旅行，从社会生活和大自然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艺术的源泉。在山区早春樱花盛开的时候，老嘎来到了真真这里。他向真真讲述了他的朋友们在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进行着勤奋的学习、工作和探索的情况，使不甘沉沦的真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老嘎鼓励真真，干一件具体的事情，指出她缺少的就是行动。他把老久的哲学笔记留给了真真，让真真与老久通信。同时，老嘎在给老久的信中，向他描述了真真的性格和她的处境。老久接到真真的信后，心中掀起了强烈的风暴。真真的激情和对自由的追求，激动着老久，唤起了他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他爱上了真真。可与此同时，老嘎也深沉而痛苦地爱着真真。然而，老嘎的父亲在美国开饭馆，出身、地位、经历以及严峻的现实，沉重地压迫着老嘎，他感到自己被现实抛离得很远，使他不能勇敢地去爱真真。他在给老久的信中，发出了痛苦的呼声：“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我却不能了，永远不能了。”“我为你祈祷，希望你能尊重这种崇高的感情，给他知识、力量和幸福，吸引她参加到为祖国的未来而奋斗的伟大行列中来。”
靳凡，女，原名刘青峰。出生于40年代中期，山西人。60年代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因故转入中文系，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贵州省某县城中学当教员。1973年，调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78年，转入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社，该单位现改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科学管理研究所，作者为副研究员。作者在文学上的成就，除《公开的情书》外，还有1986年在《走向未来》杂志的第二期上，以靳凡笔名发表的《太阳岛的传说》。该作者最有影响的成就不是在文学领域，而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她的论著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还有与他人合作的《兴盛的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新十日谈》、《问题与方法》等。
《公开的情书》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真实地塑造了那一代青年的不同典型，表现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作品真诚地探索了新一代人在理想、事典、道德、生活、爱情上所面临的许多尖锐的问题。小说背景是在70年代初期，祖国正席卷在一场动乱的风暴之下，真理沦丧，科学受到践踏，祖国的出路在哪儿？人生的价值在哪儿？徘徊、挣扎、失望、迷惘，一些人堕落了，成为丧失灵魂的骗子和市侩，如小说中的童汝和石田这类人；还有一些人在沉重的现实面前进行着冷静的思索和顽强的探求，用科学文化武装自己，去把握真理的光芒，如老久、老嘎、真真、老邪门等。
《公开的情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塑造了这样一批性格各异的青年典型。通过他们在大动荡的时代面前所选择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告诉读者，祖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这希望寄托在像老久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的，在艰苦的道路上为祖国进行着不断地探索的一代青年身上。小说也是始终借此，贯穿着一个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主旋律。而作品又把这一旋律紧密结合在以真真为中心的爱情纠葛之中，通过童汝、石田、与老久、老嘎、真真两类人对爱情完全不同的追求方式，表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冲突。真真真诚、善良、纯洁、豪放的美好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品某种理想境界的象征。老久和老嘎对真真的爱，是对理想、事业、和真理的追求的一种表现。而真真与童汝和石田的决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理想的决裂。
作品告诉人们，这种决裂才是更合乎道德的，而如果真真与石田苟且凑合下去，才是真正不道德的。作品大胆地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这个爱情法则要求双方思想的基本一致。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才能使共同的生活充满乐趣，才能使人生和爱情的意义得到体现。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在那个人性、人情、特别是爱情都深为禁区的时代，作品中就提出如此大胆的命题，也是使这篇小说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的原因之一。作品在写法上，采用的是书信体的形式，一方面有益于作者意图的抒发，另一方面，也使小说流于直白，作为小说，缺乏动感。但这些，都不影响这篇作品成为一篇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至深的文学佳作。
特色
《公开的情书》是一个特殊体裁----书信体小说。情节很简单，但塑造出来的人物个性却鲜活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主人公和“配角”一共才四位：真真，老久，老嘎和老邪门。（这些名字首先就带着作者桀骜不驯，自由舒展的个性体现）美丽而个性开朗，豪爽的女孩子真真，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一类，虽然从名牌大学毕业但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高原山村作小学教师；老久是某工厂实验室的技术工人，没有受过什么政治迫害为人桀骜，外表冷漠自负，但内心充满猛烈的激情。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那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却挑灯夜读，学外语看黑格尔哲学，探讨存在主义；老嘎是老久的朋友，一位画家，和真真是朋友；想要献身艺术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十分苦闷。通过他真真认识了老久。老邪门和老久，老嘎是大学同学，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老嘎和老久同时都爱上了真纯至诚、对爱情，对人生充满了理想渴望的真真；在43封他们四人相互的通信之后，老久和真真结为爱人，老嘎祝福他们并同时登上了前行的旅程。
《公开的情书》塑造了两类青年的典型。一类是童汝和石田，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黑浪中随波逐流，是失去了灵魂的骗子和市侩。一类是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可以说是惊涛骇浪中涌现的“思考的一代”。
女主人公真真，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正象真真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她有一颗真诚的、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心。即使在黑暗得令人窒息的重压之下，她的身上还是引人注目地放出古典的革命传统和浪漫的未来理想相辉映的灿烂光芒。她是年轻主人公中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一个，象水晶一样透明，在自己内心最痛苦最愤怒的时刻，也不忘记向周围人们伸出善意的手。她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革命后代，吮吸革命的乳汁长大，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
真真的思想性格是矛盾的。有坚强果敢的一面，“生长在风雪呼啸的高山之巅，是这样坚强、勇敢、美丽，充满蔑视冷酷环境的豪情”，同时她也有软弱消极的一面，当遭到骗子、恶棍、市侩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摧残以后，她暂时失去了前进的目标，“眼前灰蒙蒙的一片，脚下是肮脏的尼泞”。她感到迷惘，渴望改变，但不知道怎样行动。
这样的矛盾性格，在男主人公老久身上同样存在，却没有表现得象在真真身上那么鲜明。作者似乎有意把老久塑造成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强者的典型，让他比真真高出一头，成为真真的引路者。
《公开的情书》首先，从今天的眼光看，此书绝非随书看登的早些年那种拿文艺之外的标准来强制压在文学头上的评论：这是一个宣扬“搞三角恋爱”的作品。应该说这是一个情节并不复杂，人物少得类似话剧剧本的作品，光从情节上看，矛盾冲突并不强。但为何此书无论是在文革期间还是在现在都能引起读者的深深共鸣（以至于据说早期此书火到用手抄本流传），人物形象都能在读者心中栩栩如生？读过的朋友都会见仁见智，从个人来讲，认为这个文学效果或者艺术感染力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真。
作者采用了书信体这种体裁，在故事叙述手法上，将作品的真实性效果发挥到了极大处；
第二，背景深厚。
创作于文革时候的、凡是真正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作为背景中的一幕，本身就具有被关注，被研究的价值。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个大千世界本平凡无奇甚至随处可见的三角恋爱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作品。它就像一扇窗，对于作者和作者所描写无数老嘎，老九、真真们来说，这个窗是抒发他们内心的 追求、疑惑、信念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扇窗又是一个让读者感受他们在特殊的压力，时代的困境中不屈服地寻求生命的真纯境界的窗口。
如果说在当时那样艰苦压抑的情况下，青年人仍然能够保留自己精神上的高迈，生机与活力，展示出一种旺盛，真纯，激烈的生命之力；那么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更加进步的现在，人们因为遇到社会中种种不公种种丑恶而对人们内心信念造成的某种动摇，就更应该清醒理智地去对待。分清什么是价值所在，什么是非价值所在；分清理想和成功不是不经历挫折坎坷就能来到我们身边的。更具有突出启示意义的是：
小说强调了一种非常具有社会性的价值观：不要拘囿于自己小我的世界；越是在国家和民族动荡的时候越是要坚持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念；象老久那样“一旦国家有一天召唤我们，我们有没有能力为国家服务，能不能立刻骑马上阵”。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大的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而眼光只看得到自己局限的天地，这样的人永远是会迷惑的。
老久不愧是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哲学的智慧武装了自己头脑的人，在文革的年代这样的人真是罕见之至阿。难怪具有很好的文化底蕴，知识背景的女主角，会最终选择他而不是虽然同样真纯但个性上稍显颓废懦弱，精神状态上更迷惘的老嘎。但无论怎样，小说里的全部人物都是那个年代还认真客观地思考一些重大问题的人的代表，他们全都是思想者－－－－虽然这种思想是渗透在对于个人感情困惑的反思之中的。
如评论家们所指出的一样，“真真”人如其名，她的特点就是彻底的真。她对自己的感情认真，对自己的人生更加认真。事实上，文革结束过后我国弥漫开来的虚无主义风气，文革时代甚至还少一些！那时候的人们，虽然也有小说里的童汝之辈之丑，石田之流之俗，但总规还是有一部分青年，对社会和人生采取着积极的，正面的求索。他们不怕困难不惧阻碍，但却害怕没有志同道合者的那份孤独！
而真善美从来都是不分开的，男女主人公的美好姻缘，可谓因为理想而走到一起，因为共同的精神状态而互相赏识，初次相识就如老友。真真对爱的渴望，和对真的追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童汝之辈的面孔暴露才让她极度鄙夷反感。对于女孩子来说，心目中美好的恋爱对象，是容不得一丝气质上的不完美的，所以她才最终决定和石田彻底决裂，不再重估过去将就的错误。真真和老久可谓都是完美主义者，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正是因为这点根本气质上的相通他们才最终走在了一起而不是同样真纯但性格的独立程度与清醒睿智程度稍逊老久一筹的老嘎。
文学刊物《十月》《公开的情书》是一篇书信体小说，由四十三封书信组成。写于70年代后期，作者根据她与爱人及朋友们的通信，创作整理而成。当时名为“小红书”，以手抄稿和打印稿的形式，在青年人中间悄悄流传。1979年，正式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
1980年1月，在文学刊物《十月》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强烈反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呼声都是非常尖锐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它“鼓舞了人们前进的勇气”，“像一道理想的闪电，拨亮了他们心灵中将要熄灭的火焰”。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们“寻找的才是真正的友谊和爱情”。也有人把小说看成是“写三角恋爱的，”是在“宣扬一种损人利己的道德观”。
这部作品产生于一个复杂、独特因而广阔的现实背景。“文革”作为一个风云诡谲、荡涤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运动，它离今天已有30多年了，但它对中国整个民族性格心理，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可能是难以估量的。“学史可以明智”，过去虽然已然过去，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曾经经历过的东西，虽然其有形的部分本身已经消失但其无形的部分（它在人们精神上留下的痕迹），却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中储存起来，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份，成为中国历史史书的一个章节。
《公开的情书》之所以能够引起青年读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它是真实的，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而真实是文艺的生命。鲁迅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作品向我们发出的，是真的声音。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一群没有被“浩劫”压倒的青年的灵魂的呼声。作者采用的艺术体裁是新颖的。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间（一九七○年二月至八月）的四十三封书信，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一代青年怎样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而且满怀激情地抒写了他们对于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勇敢探索。作者的着重点显然是后者，因而没有去追求故事的情节，而把心力灌注在表现主人公们奔腾澎湃的思想感情。而书信的体裁，正好给奔放的思想感情提供了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赫尔岑一、对老久的塑造不够成功。作者似乎有意把老久塑造成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真真的引路者，但老久的艺术形象显得不象真真那样丰满，精神境界也不及真真。老久给人一种不舒服的狂傲的感觉。他议论很多，有一些精辟、大胆的见解，但有些失于空泛，感情夸张而不深沉。
二、是作者未能塑造出思考的一代中更高的典型。真真曾经引用赫尔岑的一段话，把老久比做“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自觉地赴汤蹈火，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真真（也可能包括作者）对老久的这种过高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整个作品来看，无论真真和老嘎，或者老久和老邪门，都不是思考的一代中最完美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心离人民太远。
为什么作者没有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同人民心连心的知识青年典型？难道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典型么？难道在那个年代不允许青年同人民群众接近么？并不见得。事实上，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最黑暗的年代里，许多觉醒的男女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同中国国土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劳动和生活在一起，懂得了中国的国情的人民的心，他们不但从书本中，而且从人民的实践中吸取思想养料，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更加认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迈开坚定的步伐走上讨伐“四人帮”的战场。这样的人，才是“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不是说作者一定要写讨伐“四人帮”的英雄，而是说作者塑造老久那样自诩要“改造社会”的英雄形象时，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他高高地悬挂在远离人民的九天之上，而应当把他放在人民之中进行活动和战斗。
《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没有让自己的心灵同底层人民的脉博跳动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民居住的地方，不管是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都不应当是新中国青年的“异乡”。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去思考祖国的命运，这样的思考只能产生不结果的花朵。
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推行，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足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时而生，且鱼龙混杂。“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
手抄本流行时期大约在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有名的起码有二三十种，《公开的情书》就在其中。当年手抄本一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再加上随着传抄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实际上可以说手抄本是一种群众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
那些小说与日记深深地影响了文革时期的那一代人，成为他们文化饥渴时代的重要食粮。
[1] 《当代中国文学名作鉴赏》 辽宁人民出版社
[2]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68e9b0100atv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