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民族国家》
《儒教与民族国家》作者:刘小枫
ISBN:9787508043975
页数:282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定价:29.0
装帧:平装
出版年:2007-10
本书试图从何谓“儒教士”入手清理成说——也就是现当代“儒生”的论说。收录了纬《书与左派儒教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 《与大立法者之德》 、《密不透风》五篇文章。
作者-刘小枫现代中国革命与儒教传承
——读《儒家与民族国家》有感
一、儒家的重新定义
儒家一派，以孔子为领导，其经文和传达出的理想几千来不断地被用作新的阐释和解读。如同西方的《圣经》，东方的四书五经无意在某种意义上构建起来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思想图景。
然，五四革命以后，不断的倒孔，乃至20世纪末产生的对儒家思想的清洗，儒教一派的思想影响在整个中国（主要是大陆）逐渐淡化，直至近年来，作为中国整体实力崛起的一部分，以及内部矛盾缓和的需要，儒教及孔子才又被官方请到前台。
可是，在这其中，始终没有人注意到的是，现代儒家的阐释与近代儒家的阐释，乃至于历史上儒家的阐释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又有怎样的区别。而在当下重新拾起儒家思想的背景下，晰清儒家的定义，晰清儒教的本来面目，就显得极为迫切。
刘小枫先生的《儒家与民族国家》显然在做出这样的努力。
儒家一派的经典分为经纬两类，而隋以降，只谈经、不谈纬的政策实施以来，纬已逐渐被孔子的儒生们剔除出儒家经典。历史曾经分明展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纬在西汉作为官方儒教经典，是一种事实；王莽作为承袭这一派的左派儒生，也分明实践过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理想。因此，儒家的定义自然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接受的那些含义，它的内里包含的思想资源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许多。
于是，自然的，在左派儒生描绘出的儒教下，孔子则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他不仅仅是“圣人”，而且是“教主”，还是“素王”，所谓的“不语怪力乱神”也不过是对于那些“不可言”的对像的掩饰而已。孔子所看到的世界，或者说，孔子所思想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的多。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摒弃以前对于孔子所呈现出的那种“落水狗”的形象，而重新去勾勒出一个“微言”笼盖下的新面目。
二、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思想图谱，还是中国的思想图谱借助了马克思主义？
这当然是个问题。
我们以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思想图谱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自然是五四以来给大家造成的错觉。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还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们在中国究竟怎样地发生作用，它们在中国究竟是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的革命，是完全依赖于这些思想，还是不过把这些思想作为包装？
刘小枫先生在书中明确地指出，答案是后者。
儒教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个大地的上空，作为生命力顽强的思想资源，它的统治地位从来没有得到过摇动。如同历史上所呈现出的一样，现代性中国革命思想中，同样只有左派儒士和右派儒士的分歧和斗争，而儒士和其它思想派系的士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成为现代性思想中的主流。
刘小枫说，“现代‘法后王’的儒生涵化西方社会主义义理，吸纳现代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历史观（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因应现代政治组成教团（ZGGCD?），未尝不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马克思主义化的儒家像荀子斥思、孟为‘俗儒’那样，来一番批孔孟之道的运动，又会难理解到哪里去？批倒孔孟，可崇的儒教圣人还多的是......孔子继承周公使命，开创中国政教纪元。如今现代性“天翻地覆慨而慷”来了，中国将进入新的世界，要继承周公使命，不革掉孔子之命怎么行？”
所以，1949年以后，对孔子的批判实乃对“俗儒”的批判，实乃左派儒士出于革命的要求，对右派儒士的批判。君不见“批到孔孟”，孔和孟是连在一起的么？因此，此孔子非彼孔子，左派儒士要求的是，推翻只尊崇经学、主张稳定的保守右派孔子，而要求树起革命性的“素王”孔子。
于是到最后，“依循心学的成圣精神，辅之以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就构成了宗教化的、追求现世完美性的革命精神及其制度创新的政治文化风格”。
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儒生
经过对儒教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中国现代革命精神的剖析，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中国当代革命历史上的种种领袖人物。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直到最后“成王”的毛泽东，他们或许包裹着传统西方的基督教外衣，或许包裹的是现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包括马克思主义）外衣，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内核都是儒家的，他们无一例外的是孔子教下的儒士而已。
毛泽东作为其中左派儒士的代表，他所持有的革命思想资源乃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儒教思想，他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政治实践也是来源于具备革命性的儒教思想。因此，他的实践如同历史上的“王莽新政”一样，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所以，当多数人在评介和考量毛领导下的革命和统治的时候，偏颇地认为其是民粹主义、亦或是民主主义专政的时候，殊不知毛泽东在青年的时候就提出“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惊人话语。
刘小枫先生据此毫不怀疑地指出，毛泽东与现代诸子不同的是，他要当儒教国家临危受命的圣王。因此以此来解释无论是“反右派斗争”，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才能真实地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动机。
捋清了这些思想，我们再考量儒家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乃至当下中国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才更准确，并探索出更有价值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