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乡村医生》是《人间喜剧》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名著，已成为研究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的世界观的一部必读作品。
《乡村医生》1830年4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私人生活场景》两卷出版了。为此，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定朝着自己预定的目标前进。但是，他深深地为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处境担忧。虽然，1791年法国颁布的《表演法令》和1793年颁布的《复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权的原则，但剽窃、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仍比比皆是，甚至巴尔扎克自己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袭。
1833年8月1日，巴尔扎克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欧洲文学》在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时的片断，是抄袭我在《乡村医生》中的一段重要章节。啊！8天以来，那些投机商在剽窃，未经我同意在印刷，有关这一章节的上千册的文章一销而光，既没有注明我的姓也没有作品的名。他们在打击我而露声色。他们在窃取我的荣誉和钱财。我这个可怜的人！”
几个月之后，巴尔扎克公开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19世纪法国作家的信，再次谈到上面的问题。他不仅描述了作家是怎样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同时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写道：“出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承认我们的权利，在于对我们力量相互之间的认可。为了崇高的利益，我们要组织起来，像剧作家那样成立一个协会。”（1777年，由法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博马舍倡议建立了保护戏剧作者权利协会。）
在巴尔扎克的倡议下，1837年12月10日，54名作家聚会通过了成立协会的计划。1838年4月16日，法国文学家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自成立起，协会就确定以捍卫作者的权利为宗旨。协会的作用与地位后经法律而确认。
1883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对法国文学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也为感谢他为保护文学创作者的权利和为促成建立文学家协会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决定出资为他雕刻一尊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未能完成任务，于1891年谢世。罗丹被选定继承这一重任。在长达7年的工作中，罗丹多次改变自己的构思，最后决定了一种他认为最能表现巴尔扎克特点的神态：巴尔扎克翘首天空，毛发散乱，身体被宽大的睡袍裹住略向后倾。他想通过这样的形态表现《人间喜剧》的作者因躲债而隐居，在夜深人静时，受到灵感的激发起身即将扑向桌前去提笔写作的瞬间。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罗丹以其擅长的手法通过人体来表现力量，雕刻了近20尊巴尔扎克的像，多次推迟了文学家规定的日期。最终，当罗丹将其作品展示在1898年的沙龙时，等待它的却是批评和攻击。文学家协会拒绝接受并重新委托他人创作。
然而，真正的美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伟人的业绩功不可没。在许多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呼吁下，1950年12月1日，罗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隆重将那尊罗丹雕刻的巴尔扎克的复制像赠送给法国文学家协会。
《乡村医生》此书写成于l833年，翌年九月出版。在《人间喜剧》里，巴尔扎克把它和《农民》、《乡村教士》一起，列入“风俗研究”的“乡村生活场景”里面。出版以后，它立刻受到巴黎舆论界猛烈地攻击。同一年在给韩斯迦夫人的一封信里，巴尔扎克写道：“在这儿，所有的报刊对《乡村医生》都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它像一把匕首，戳伤了它们的缘故。使拜伦爵士感到伤心和忿怒的，对我来说，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这部小说除了写那位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提倡贸易、改善居民生活、一心一意为他们谋福利的倍纳西医生之外，还着重写了拿破仑对法兰西的丰功伟绩。本来，巴尔扎克对拿破仑是很倾心的。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他用宝剑开创的，我将用笔杆来完成”，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铭。我们可以找到种种的迹象，说明拿破仑的思想对巴尔扎克具有极大的影响。别的不说，即以宗教来论．拿破仑曾经说过：“我深信(天主教)是能为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带来真正幸福，并能加强一个良好政府的基础的惟一宗教。”①而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中所发挥的恰恰就是这个思想。斯蒂芬-茨威格在《巴尔扎克》这本书中说得倒很辩证：“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中现实的意识很强．所以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宗教的提倡者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在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的年代里，拿破仑这个名字在人民的心目中与法兰西荣誉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①他“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惟一人物。”②而且，他已经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了。我们有句老话：“文官不要钱，武人不怕死。”巴尔扎克在这里阐发的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如果文的都像倍纳西，武的都像拿破仑．那么法兰西就该有希望了。
它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间，显得颇有它自己的特色。写人物，他用的是“白描”的手法，于轻淡中见精神；写景色，他用的是“泼墨”的技巧，于飘逸中着风致。别的不说，就看那位乡村姑娘拉·福绥斯吧，她被抒写得那么令人神往，在巴尔扎克的人物画廊里面，可以算得上是一幅杰作。这和欧也妮，葛朗台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分明。写欧也妮虽刻意求工，终不成器，写福绥斯是无心插柳，而柳却成荫。说巴尔扎克“无心”也不正确，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对农村中的人物，都抱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写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时候，莫不如此。当然，他不可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待他当时的工农兵，但是他对他们所显示的那种奔放的热情，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里面，除他之外，盖无二人了。
巴尔扎克在叙事或描写之余，往往喜欢发一点议论，这是事实。在《乡村医生》里也是这样。法国的文艺评论家朗松对此就“颇有微词”。他在他的《法国文学史》里说：“他思考、议论、阐述，用大块大块关于社会方面的或哲理性的论述打断他的故事，从而使他的那些精辟的看法大为逊色，显得冗长拖沓，其实正是在这些地方，小说本身的情节原已足以提供某种具体的描述了。”朗松的这个说法似乎带上点儿偏见。巴尔扎克自己说得好：“女喜剧演员的一个绝招，就是当言辞足以表达的时候，就收起她们的做功，当说话无能为力的时候，就让她们的眼晴说话。”④写作品也是这样。当“小说本身的情节”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思考、议论、阐述，用大块大块关于社会方面的或哲理性的论述来打断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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