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学史》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对中国报学的研究，此书当为开山之作。它的最大特点是图文互证，史料翔实，不少报刊资料赖本书得以传播。作者态度严谨，广泛收集与报学史相关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弥深，使本书成为中国报学史的权威著作，成为学者和报刊文献收藏家案头必备的读物。
戈公振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名绍发，字春霆，
戈公振1932年，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我国东北和上海调查日本侵略中国真相，他以记者身份随代表团去东北，冒死深入沈阳北大营，了解日军侵华情况，向国内报告，发回大量通讯和文章，深得国人好评。1933年他随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后来他决定留在苏联。他勤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为国内报刊写了不少通讯，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对国内报刊起了一定的影响。1935年夏，接到邹韬奋两次电报，邀他回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他即启程回沪。不久因阑尾炎住院，不幸于10月22日病逝，年仅45岁。戈公振去世后，邹韬奋为他写了悼文。戈公振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时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来，…… 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可惜，他壮志未酬就辞世。当时，爱国老人沈钧儒先生写了《读韬奋悼戈公振先生文》四首五言诗，前两首要我们学习勾践，“卧薪尝胆”，“双睛炯炯，怒视敌人”，第三首诗云:“哀哉稻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第四首先写一句“我是中国人”，第二句竟不能续，仍写这五个字，再写，还是这五个字，一连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完，“泪滴满纸”，感动得情不自禁了。
戈公振在《时报》工作期间，经常在上海一些大学讲授新闻学和报学史的课程。《中国报学史》就是他在上海国民大学讲课时写成的。他在《中国报学史自序》（1935年1月商务版）中谈到“民国十四年夏，民国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予己见，编次成书。”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中最能反映戈公振个人风格的是他的几篇“结论”。第一篇总结中国古代的报刊发展，开篇从秦朝的言禁开
《中国报学史》手稿第二篇“结论”总结的是中国近代早期报业，第三篇“结论”总结的是清末报业的发展。新闻史的书一般文笔都比较谨慎，就事论事，即便是介绍到历史背景也多是简略的、客观的提一下，不含个人感情在其中。但是戈公振的几篇结论都饱含了浓厚的个人情感。尤其是第三篇“结论”，他开篇就写道：“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类似这样富有情感的语句在其他的几篇的结论中，也是比比皆是，使文章更具亲和力。
除了笔锋常带感情，戈公振对人对事的点评都是很精确、独到。比如他提到维新派及维新派报纸失败的原因，就指出：“然此派实力薄弱，而视天下事太易，故其发为议论也，燏煌光怪而有余；其施于政治也，诚实恳挚而不足。殆清室徒有变法之名，无以慰人民之望，于是种族之学说起，与维新派立于对峙之地位。”这样的点评也是随处可见，让人眼睛一亮。
该书的第四篇“结论”总结的是民国以来的报业。也许谈论的是作者正在生活的时代，所以作者的情感格外的暴露在外，批评也格外尖锐。一开篇作者就下判断：“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而且通篇不断用反问的句式，举出各种事例，斥责报业的庸俗化对社会风气和进步造成的恶劣影响。
《中国报学史》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报纸历史的著作。该书第一次确立了报刊史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出将报业史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对此戈公振可称为有开创之功。
为写作该书，作者四处搜集资料，刊登广告“访求旧报”；埋头于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的报库寻找原始资料。《中国报学史》对我国自古以来的新闻史的发展作了系统的叙述，收集了大量的、珍贵的、近代新闻史上的资料，许多史料保留了其原始的面目，颇具史学研究价值，为后继的新闻史学研究者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瑚著
《中国新闻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方晓红著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方汉奇主编
